2014年，反腐风暴开始席卷山西吕梁。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加上曾在吕梁任职的杜善学、聂春玉和白云，半年多时间内，已有6名任职或曾任职于吕梁的高官被调查，与此同时，吕梁市三位私企老板邢利斌 、贾廷亮、袁玉珠也被带走调查。

  6名官员，3位私企老板，从中显而易见，发生在吕梁的反腐风暴跟整个城市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过往20多年，这座煤焦产业占GDP比重超过了一半的城市先后经历了以小煤矿为主的粗放增长、以“巨无霸”煤企为主的快速地增长和煤炭企业意图转型的阵痛期，几乎每一个时期，都能看到行政权力干预的身影，这也为权力寻租留下了足够多的空间：从最初的干股往来到资本受贿，直至在买官卖官中也有煤老板的身影。本报记者深入吕梁采访记录这段往事，希望以此为鉴，重构健康的政商关系。

  “巨无霸”企业联盛集团的兴衰起落，聂春玉的两次煤改，丁雪峰的买官行为……这些渗透着各种官商交易的事件，一直都在从方方面面影响着吕梁普通百姓的生活。

  9月8日，中秋节。经历官场地震后的吕梁，有不少人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了与往年不一样的气氛。

  60岁的黑车司机王子平(化名)没有像往年一样获得假期，这位曾在联盛集团下属公司福龙煤化任中层干部的老人正站在柳林汽车站门口招揽着生意 。

  今年3月，因为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被带走调查，福龙煤化效益下降，作为返聘工人的王子平被迫再次退休，每月工资从5000元降到2500元。

  他并不情愿退休。“以前邢老板在的时候，他不管你年龄大小，只要有能力，他就让你继续干，所以我从兴无煤矿退休后继续被返聘回福龙煤化工作，一个月工资5000元。”

  联盛集团是柳林最大的煤炭企业，从柳林县城中心驱车往南，一路上看到的房地产、煤矿、煤焦厂、学校、农业生态园等公司名称都带有“联盛”字样。

  和柳林县一样，吕梁大部分区县都有一个“巨无霸”煤炭企业，其中为外界所熟知的有中阳县的中阳钢铁厂，离石区的离柳集团 、大土河集团。

  自2002年起，煤炭市场一路高歌，吕梁大多数村办集体煤矿经过了2006年“明晰产权”和2009年“资源整合”两次产权变动。重组过程中，利益格局发生多次改变，大多数小煤老板出局，吕梁出现一批身家数十亿的煤老板。

  薛秋虎是其中一位出局的小煤老板，早在 1985年他就联合他人承包了虎山村的煤矿。

  “在产权改制时，虎山村委主任伪造了材料，侵占了我的股权，法院也判决了，确定我在虎山煤矿有3.25的股份，但股权收益却一直不给我。”63岁的薛秋虎拿着法院的判决书怒目圆睁，他认为，所谓的资源整合，其实都是吕梁市政府说了算，“跟聂春玉脱不了干系。”

  在听到聂春玉落马的消息后，薛秋虎对重新要回股权收益充满信心，他开始每天出现在法院和检察院门口。

  最倒霉的要数被政府拖欠工程款的薛文(化名)了，他是吕梁一家建筑监事公司的老总 。

  聂春玉的继任者杜善学主政吕梁时曾大搞“三项整治”，要求吕梁市的各家监理公司每家都要监理一段整治工程，薛文的公司也去参加了，“我们公司监理的一段工程监理费大约十几万，直到现在都没有给。”

  这已经是发生在薛文身上的第二起被政府拖欠工程款的事情了。之前一次是在参与时任市长张九萍主抓的文化广场项目时。

  “项目已经开工三个月了，丁雪峰上任后决定将文化广场项目转移到新城区，当时政府已经支付了三个月的施工费用1500万，但对我们单位几十万的监事费用始终没给。”薛文告诉记者 。

  “巨无霸”企业联盛集团的兴衰起落，聂春玉的两次煤改，丁雪峰的买官行为……这些渗透着各种官商交易的事件，一直都在从方方面面影响着当地普通百姓的生活。

  上世纪 80年代，在遍地是煤的吕梁地区，村办煤矿大多都承包给了个人 ，不过由于此时的煤矿大部分以小煤矿为主，采煤手续不健全，开采中安全问题较多，煤矿主不得不全力向监管部门进行利益交换。

  吕梁当地官商密切渗透的历史由来已久。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主管吕梁工业发展的退休干部王力元(化名)认为，这主要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私人承包小煤矿。

  “小煤矿本身问题很多，官方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关停，这为早期权力寻租留下了足够大的空间。”王力元说。

  薛秋虎是最早承包村集体煤矿的煤老板之一 ，1985年，他和其他人联合承包了虎山煤矿。

  “虎山煤矿就在我们隔壁村，因为我之前就是一个煤矿工人，比较懂，所以他们邀请我入股，当时是8000元一股。”薛秋虎回忆，那时候在井下挖煤一天才挣2块钱，8000元的投资不是个小数。

  彼时，在 1983年原煤炭部《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等政策的激励下 ，在遍地是煤的吕梁地区，村办煤矿大多都承包给了个人，不过由于此时的煤矿大部分以小煤矿为主，采煤手续不健全，开采中安全问题较多，煤矿主不得不全力向监管部门进行利益交换。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董江爱等人曾撰文深入分析这一时期的矿村关系：“地方政府以发放采矿许可证的方式行使监管权，小煤矿经营者以各种不正当手段如金钱贿赂或官员私下入股等方式违规获取采矿许可证，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乡村集体和农民个体结为利益共同体，形成矿村一体化的利益格局。”

  “在公证书公正的股权协议中写的不是这位官员的名字，但签署协议时必须他本人出面。”就连煤矿的股东薛秋虎也只是在签署协议时见过这位官员一次。

  有一次，薛秋虎所在的虎山煤矿发生一起打架斗殴事件，他在煤矿上担任会计的女儿也去参加了，事后被警方追责，于是薛秋虎就给时任离石区公安局局长送了5万块钱，最终女儿也免于处罚。

  “我去找公安局局长，他暗示我说，我们经费短缺，所以出警不及时，我明白是要给他行贿。”薛秋虎事后回忆。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外地官员调任吕梁地区担任副专员(相当于副市长)后，在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这位官员公开表示，“不会喝酒的，不能管经济工作，不会抽红塔山的，不能管经济工作，不会大吃大喝的，不能管经济工作。”

  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之下，就连一向只抽一毛八分钱一盒烟的王力元办公室橱柜里也塞满了红塔山和中华烟，“都是下面的煤老板送的，不收不行 ，但我从来不抽。”王力元说，“有一次这位副专员来我办公室，我打开橱柜指着这些烟略带讥讽地跟他说，你看，我还是会搞经济工作的，那时候年轻气盛啊。”

  这位专员经常会召集下属各县的煤老板到当时主抓煤炭工作的一位负责人家里赌博。

  “一般都会说，专员要召开煤矿紧急工作会议，其实来了就是赌博 ，后来我认识的几个煤老板跟我说，一晚上能输个5到10万块钱。”王力元说，当时这位负责人家是四间平房，四只狼狗，每间屋门前拴一只，没有人敢靠近。

  聂春玉前后主政吕梁8年 ，恰逢吕梁煤炭业的黄金时代，吕梁经济由山西省的倒数几名上升为山西省第四名，经济提高速度更是一度成为全省第一。和经济增长一样快速的，还有煤矿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间的关系。

  进入2000年后，全国经济快速地增长，带动能源需求暴增 ，价格猛涨 ，办矿的利润达到惊人的程度，一些掌握资本的个体商人开始纷纷投资煤炭行业，官商之间的腐败交易也愈加突出。

  2002年，吕梁柳林县提出“一退两置换”，即国有资产有偿退出、产权置换、职工身份置换政策，对全县国有公司进行改制，兴无煤矿正是试点之一。

  “当时很多人都跃跃欲试想购买，一开始我们职工都以为是兴无煤矿的矿长温树义买走了，结果后来一看是邢利斌。”曾是兴无煤矿中层干部的王子平告诉记者 。

  本报记者检索到温树义曾在2000年写的一篇论文《柳林县兴无煤矿跨世纪发展的策略思考》，在文中，作为矿长的温树义满怀信心，“兴无煤矿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为兴无煤矿21世纪实现国企经营管理人员职业化铺开了道路。” 身陷漩涡的9位山西富豪

  邢利斌，山西联盛能源集团董事长，资产55亿，2013年胡润富豪榜排山西省第三。2013年11月，联盛能源因资金链断裂，提出重整申请，引发震动。2014年1月，昔日山西柳林首富、联盛能源实际控制人邢利斌在香港被诉。

  张新明，山西金业焦煤集团董事长，资产31亿，位列2013年胡润富豪榜山西省第九。目前价值十几亿的金业集团被华润93亿并购。

  李兆会，海鑫钢铁掌门人。据2013年胡润百富榜，李兆会家族财富排名山西第一，总资产80亿元。2014年3月，海鑫钢铁出现了贷款逾期现象，目前亏损严重，多座高炉都已停产，工人工资也拖欠了好几个月，负债30亿元无法偿还。

  姚俊良，美锦集团掌门。姚俊良家族在2013年胡润百富榜排名山西第二，家族资产达到55亿元。2014年3月17日法院将美锦集团持有的子公司美锦能源的8300万股限售流通股股份及孳息予以冻结。

  吕中楼，山西沁和能源集团，号称中国学历最高的煤老板。山西沁水县39名干部曾联名举报过吕中楼，通过国企改制侵吞800亿国资。

  曹建军，山西汇丰集团董事长。吕梁共有12家地方企业为联盛提供了对外担保，金额在 140亿元左右，曹建军的汇丰兴业就在其列。

  袁玉珠，中阳钢铁。2013年，袁玉珠在胡润富豪榜上排名821名，山西省排名13。知情人称，中阳钢铁是之前落马的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的“钱袋子”。

  贾廷亮，山西大土河焦化掌门。贾廷亮曾在 2006年被“胡润能源富豪榜”列为山西首富，位列2013年胡润富豪榜第四。随着聂春玉案发，贾廷亮也于8月26日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邢利斌飞速扩张时的前期工作，都是在一位时任柳林县主管煤炭的副县长大力帮助下完成的，这位副县长替邢利斌疏通政策通道和打理外部环境，邢利斌也取得了聂春玉的支持。

  在聂春玉主持的两次煤改中，邢利斌更是连连出手，获利颇丰，成了当地煤矿企业的业界明星。

  2009年9月，邢利斌的联盛集团与央企华润电力合作，先后在中阳、交口、石楼、兴县、临县、孝义等县收购矿井39对，整合后形成13对主体矿井。

  “从建区开始到2000年的28年间，13个县市区本级固定资产投资总共是24亿元，去年一年就是202亿元，差距就是这么大。”在2006年吕梁一次座谈会上，刚从吕梁市长位上转任市委书记的聂春玉颇为得意地表示。

  的确，聂春玉前后主政吕梁8年，恰逢吕梁煤炭业的黄金时代，吕梁经济由山西省的倒数几名上升为山西省第四名，经济提高速度更是一度成为全省第一。

  “当时他问我，你有没有闲钱？可以投到我这里来，我给你利息五分，这基本就属于高利贷了，我说我哪有钱投，邢利斌说，那我借你十万，你到时候收利息就行了，我赶紧说，那可不敢。”王力元回忆，这是两人为数不多的交往。

  据王力元透露，吕梁有不少官员都曾经借钱给邢利斌，收取高利贷利息，“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受贿。”

  而正是利用这种关系，邢利斌和官员之间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在邢利斌经营遇到困难时，官员不惜借用行政权力来为他担保。

  2005年，《山西晚报》曾有过关于联盛“贷空柳林信用社”的报道，“时任吕梁信用联社理事长的李马全用农信社资金支持了邢。”

  而在当地政府甚至省级领导的撮合下，吕梁其他大规模的公司也纷纷为邢利斌的煤矿作担保。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联盛集团的债务中，就有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贾廷亮的50亿元担保，“这是某省领导强行让他担保的，而他和这名领导素无交往。”贾廷亮曾告诉身边的一位干部。

  一位长期关注吕梁官场的知情人士和记者说，煤老板之所以帮助官员买官，还跟此时煤矿企业的转型有关。“2009年左右，一些煤炭公司开始转型，无论是企业自身技术改造还是向房地产、农业等领域转型，都需要大量政策和资金支持，所以更加需要拉拢政府官员。”

  在吕梁多位老干部印象中，聂春玉是“在吕梁做官跟钱斗”这句话最好的诠释，这位市委书记对送上门的基层公务员都笑容可掬，“而且保证收了钱就能办事。”

  “几乎每一级提拔上来的干部都送过钱，到最后，基本都明码标价了，比如提个副科，在大多数情况下要5万到10万，副科提正科则需要15万到20万。”住在地委大院家属楼中的一位老干部和记者说。

  聂春玉主政时期，吕梁的买官卖官风气在2009年吕梁市“公推县长人选”时达到了高潮。

  2009年年底，一篇《一顶乌纱帽，千万雪花银》的长篇网帖和另一篇《一个买官无果者的反思》在网上广泛传播，网文揭露了2009年秋在吕梁13市县区公推县长人选时参选者在5个层面和环节中行贿的情形。网贴以离石区原副书记薄宇新为例，指薄宇新在此轮“选举”中花费达“2000万元”，还笼统地表示其他人花费也都在千万级别。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吕梁市委回应称，2009年推选县长一事，事件发生时的市主要领导现在正接受调查。

  “聂春玉当市委书记期间，当时市长一直等着当市委书记，2009年时有一次，这位市长跟周围的人说，省委主要领导刚找他谈话，让其接吕梁书记，聂春玉另有用处，结果后来还是没能等到聂春玉调走，自己先被调往山西一个非常穷的地方当市委书记。”前述住在地委大院的老干部和记者说，听说是因为当时没有别的位置可安排聂春玉，所以聂在煤老板帮助下去活动了一下。

  这次传闻两年后，2011年1月，聂春玉终于升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坊间多有传言称邢利斌和在交口盗采煤炭的“福建帮”或为其金主。

  一位长期关注吕梁官场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煤老板之所以帮助官员买官，除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密切关系外，还跟此时煤矿企业的转型有关。

  “2009年左右，一些煤炭公司开始转型，无论是企业自身技术改造还是向房地产、农业等领域转型，都需要大量政策和资金支持，所以更加需要拉拢政府官员。”上述人士分析。

  以邢利斌为例，2009年后，邢利斌在延续煤矿项目的大举并购外，开始向下游焦化厂、发电厂和水泥厂延伸，并且开始了转型发展，大举向教育、房地产和农业等行业迈进。

  “邢利斌贷款常常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比如其资产总值只有5亿，但他能贷出10亿来，怎么做到的，就是由官员出面要求银行贷给他。”王力元和记者说，有时候融资的需求甚至使得这些煤老板的手都伸到了北京。

  有媒体报道，曾担任吕梁市副市长的张中生将聂春玉架空，本报记者的消息源称，架空聂春玉者另有其人，这位官员还曾经挑战过杜善学的权威。

  2011年，聂春玉高升后，杜善学接任吕梁市委书记一职，刚一上任，杜善学就开始“三项整治”，一开始吕梁本地官员的扯皮现象让杜善学大为恼火。

  吕梁公务员系统一位知情人士和记者说，上述官员怕得罪人，不愿意拆迁，以生病为由请假。

  杜善学得到消息后亲自去看望这位官员，并指着他的额头说，“你生病了，赶紧从财政拿5万块钱去北京看病，工作的事先放下 ，你的位子我会尽快安排人顶上。”

  发生在杜善学和另一位本土派官员之间的故事是，杜善学曾当面斥责这位背景深厚的官员，“你有啥关系，我知道，我有啥关系，你不知道，我想让你滚蛋，能三点，不四点。”

  “龙凤街上有栋建筑，原来都是二层的，就在一个多月前，这栋楼拆了重建，盖到了五六层，没有一点手续，但没有人管，现在瞅着没事，旁边的几栋楼也如法炮制，拆了在重建。”一家监事公司的老总薛文和记者说，“城管局为什么不管，主要是因为自身一大堆问题，万一管了，再被市民举报了，把自己给搭进去。”

  2012年丁雪峰担任市长以后，将吕梁新城规划建设列入主抓的一号工程。按照计划，新规划的吕梁新城位于吕梁市区以北，规划总面积30平方公里，计划投入300亿，预计3年时间建成。

  根据吕梁市政府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财政报告来看，今年1～3月，吕梁市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仅有42.4亿元，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01.4亿元。

  作为土生土长的吕梁人，王力元为吕梁的现状忧心忡忡，他急切盼望一种既能治标又能治本的反腐突破口。

  “不管是买官卖官还是官商交易，说到底是由于，一个官员在地方呆的时间长了，很容易跟当地的企业形成一种基于利益的‘政商朋友圈’，企业成为官员的钱袋子，官员为企业谋利。”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担任吕梁某县副县长的王力元分析，打破这种“政商朋友圈”，异地任职或许是个突破口。

  实际上，对于吕梁乃至整个山西官场中强势的地方派力量，曾经试图通过干部异地交流去改变。

  2010年11月30日，主政山西一年的掀起了一场针对山西干部的改革。根据的指导思想，干部改革将以“年轻化”和“异地化”为核心。

  特别是“异地化”改革中提到，对确定异地交流或新任职的县委书记、县长要实行跨市交流，有媒体称，“干部交流地域和范围之广为历年罕见。”

  有知情的人偷偷表示，吕梁某县县委书记的任职却成了第一个违反改革规定的。2011年1月，在提出“新任职的县委书记、县长要实行跨市交流”一个多月后，该县新任职的县委书记人选却是此前就在该县担任县长的官员。

  “山西出现大批腐败和官员落马等重大问题，与高层干部异地交流不够有关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

  显然，中央也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此次反腐风暴中，山西自今年6月以来已迎来包括省委书记王儒林、省委副书记楼阳生、省委组织部长盛茂林在内的三位省际交流任职的省部级官员。

  有关山西官场的最新动向是，9月9日，山西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意于9月28日召开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专家觉得，山西两名副省长等职务将在会上补齐。而重构山西当地的健康政商关系，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文/图 记者 李杨（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