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SPEA中做凝聚态物理的同学不少，一般会知道我攻读博士的导师Paul Chaikin（保尔：切根）教授。Paul是1983年秋天被宾夕法尼亚大学（U Penn）从UCLA挖到U Penn的年轻教授，那年正好我通过CUSPEA进入到U Penn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出国前我本来已经被黄昆教授收了学半导体理论物理的，也曾犹豫是否要出国，找黄昆教授交流，他跟我说中国更需要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验物理学家，鼓励我去美国学实验物理并重点推荐了U Penn的一位做光谱的教授。但到了U Penn后在早来的王江和蔡永明等CUSPEA学长鼓动下就跟了新来的被认为是凝聚态实验物理的明日之星Paul Chaikin做凝聚态实验物理研究。

　　跟着Paul Chaikin的CUSPEA同学有好几位，攻读博士的在U Penn还有CUSPEA 82的文志敏、83的仇霞、84的于让尘和石向东。Paul的研究兴趣都围绕着凝聚态物理，除了U Penn，他还每周去一次NEC实验室和一次去EXXON实验室研究跟着两个公司相关的研究工作。跟Paul在EXXON实验室研究colloid crystal的有仇霞、做博士后的薛九枝、吴晓轮等。在U Penn的CUSPEA同学除了仇霞外其他同学的研究方向都跟我类似围绕低温强磁场下准二维有机导体(quasi 2D organic conductor) 的输运现象(transport behavor）里的量子霍尔效应quantum Hall effect (QHE) 和分数量子霍尔 fractional QHE)是否揭示一些新物理(new physics)的方向上，实验室控制手段包括温度、磁场和压力，测试手段包括电和磁信号，实验室在LRSM楼的地下陈。记得Chaikin Lab实验室会贴着类似“making business sense”（靠谱）的标签，从ULCA来的博士后Mike跟我解释Paul是要提醒每一位研究生做实验要动脑筋，只做靠谱的实验，only do thins that make business sense, 也就是说好的实验设计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去检验某一个理论的推断，要尽量能得到验证或者证伪的结论，避免做没法得到明确结论的无用功。

　　Paul是一位“工作狂”，尤其对凝聚态物理新发现的现象会有浓厚的兴趣，会动用他实验室的各种测试手段进行探索。他经常叼着雪茄来实验室，当看到不同寻常的实验数据时他会第一时间去设法检验是否会是“artifact”或非本质的异常现象。确认不是artifact的有趣的实验数据他会连着好几次说“that is interesting”，因为他从骨子里是希望看到反映本质的非预期（“unexpected”）结果，这样他就会从实验数据提炼出来的insight跟做理论的朋友深度交流，发现新的物理规律。记得我跟两位博士后一起去MIT的20多tesla的强磁场实验室做实验，我们发现除了在看到QHE和FGHE的霍尔平台之后系统又从半导体态转换成金属态，他就非常激动，然后就评论根据某个理论再做某个特定实验会预期得到怎样的结果，“If you do this you would expect...”是他的口头禅。

　　在Chaikin Lab所有人都以first name称呼，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学生会觉得自己做的工作虽然很具体但有足够的分量，是为了检验某一个第一性原理的推断，也会很投入，会经常自觉在周末和晚上加班做实验，去探索和发现凝聚态物理里电子的输运现象并揭示其中规律的奥秘。不过Paul在发现学生有明显缺点时会尖锐地指出并督促你改正。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凝聚态物理年会APS March meeting 做10分钟的报告准备时，他反复让我演练，让我一定要跟听众用眼睛对视交流（“have an eye contact with the audience），在做报告时要把重要的概念重复三次“Tell them what you want tell them, tell them, tell them what you told them，在做报告和写文章时一定要记住你的听众或读者是谁、讲清楚为啥做、做了啥和怎么做的（“why、what and how”）。

　　在研究方向上，Paul选择的逻辑是要能做显著的贡献（“make an impact”），就是要通过探索找到能揭示某类物理现象背后的“new physics”。在从事研究过程中随着Paul对当时新物理研究动向的独有兴趣也多多少少参与到了探索其他系统里new physics的研究工作中去，比如我就曾经参与到回答”理想的金属准晶体(quasi crystal)在低温下电阻是否趋于零”和”高温超导的输运现象有哪些特征变化”的研究探索工作中。去年听说他2018年得到了巴克利奖（Buckley Prize） ，很高兴物理学界认可了他持续的靠谱研究工作对凝聚态物理made an impact。Chaikin has demonstrated a remarkable ability to see through complex problems and to propose simple and elegant models and experiments that shed light on underlying principles. 近年特斯拉的马斯克经常讲创新要用第一性原理去思考，我发现我从Paul那里学到的最有价值的是在用第一性原理思考时要把重点放在可验证的推论，该怎样设计一系列可执行的手段去验证和证伪这些推论。当然喜欢问最本质问题对初入职场的物理人要小心使用，问的问题要与老板交代的任务联系起来，不然光思考不动手干活公司可能就觉得你不靠谱了。

　　虽然我1989年博士毕业以后都不再从事跟Paul相关的研究课题、不再参加读博士期间每年必去的美国凝聚态物理的年会也记不起上次是啥时侯见到Paul的，但在写这篇文章时发现我的职业生涯从选择研究方向、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培养人才方面都下意识地用了我在Chaikin Lab从Paul身上学到的东西。比如我10年前开始从事的锂电池储能事业就围绕解决电池包的一致性问题带来的寿命下降和安全隐患问题，是因为当时看到了化石能源对世界经济和能源安全在全球化趋势下是不可持续的，未来能源和未来汽车都需要锂电池储能，而中国由于雾霾、能源安全和产业升级的需要比美国更需要汽车的电动化，更容易“make an impact。我坚持用物理学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来研究老化锂电池电池特征值在容量衰减过程中的变化规律，发现并积累了反映充电时锂离子在负极析锂的外特性表现等锂电池知识地貌，组织团队开发了一种免拆解的从电池包在电芯层面捕抓电池特征值的方法，形成了通过云-边结合形成的预防性诊断安全系统，让锂电池储能在全生命周期都处于“苏醒”状态，通过数据化运维让其价值最大化。再比如我们公司美克生就是英文名字Makesens的谐音，而Makesens就来源于Chaikin Lab的make business sense，靠谱。

　　虽然没有亲身得到李政道先生的指导，我非常感激李先生为我们搭建的这一渠道让我有机会在Paul Chaikin这样的一流科学家身边学习成长，不仅是用第一性原理去思考创新并形成一个关键概念，还学会了如何设计一系列可执行的手段去验证和证伪关键概念的推论，做靠谱的事，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make an impact。

　　后记：1989年我从U Penn毕业前夕Paul被普林斯顿大学挖去了，于让尘和石向东(下图左一、二）就接着跟着他去普大继续做研究，于让尘看了以上内容后发了以下评论：